摔嬰的民警

　　【背景鏈接】
　　8月18日據報道，北京大興當街摔童案之后,最近又爆出河南林州民警摔嬰事件,而后者事發時間更早,只是被捂了一個月,近日才偶然曝光。林州摔童案,嫌疑人是一位名叫郭增喜的民警。一次酗酒后郭增喜突然搶走街上一男子懷里7個月大的女嬰,舉過頭頂后猛摔在地。目前女嬰雖已脫離生命危險,但仍需進一步觀察。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惡警摔嬰，折射出人性之惡，而當地的包庇，折射出另一種惡。一些執法者、公職人員，本應該成為公共利益的保護者，公眾安全的守門人，卻走向了反面，成為傷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儈子手。
　　其一，“民警摔嬰”社會影響惡劣。與大興摔嬰案相比，郭增喜案更惡劣，更令人發指。不妨比較幾個細節，韓某摔嬰前與孩子父母有過爭吵，而郭增喜和被摔嬰兒毫無瓜葛，“沒征兆地奪走孩子就摔”；韓某摔的孩子兩歲，郭增喜摔的孩子才7個月；韓某因盜竊被判刑，年初才被釋放，可謂有前科，而郭增喜身為人民警察，其行為乖戾而兇殘，更令人恐懼；韓某被刑拘后，自稱喝多了，而郭增喜作惡后并不愿意直面，還委托一名自稱是某報社的記者致電前去采訪的記者，“想商量看能否不報道此事，價錢好商量”。
　　其二，“民警摔嬰”嚴重影響公安部門的公信力。民警作為維護公共安全的重要執法者，卻以身試法，僅僅因為醉酒或吵架就當街摔嬰。并且事后還能夠輕易逃脫法律的制裁，只用警察家法給予處置。由于有著權力的保護傘，就出現了“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的怪象，這是對涉事民警的一種包庇和偏袒。在事發之后，公安部門不但沒有立即道歉懺悔，政委反而發出不知情的疑問，還用不要發稿來干涉新聞自由、侵犯民眾的知情權，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公安部門的公信力。如此一來，何以取信于民、為民服務？
　　其三，而比警察郭增喜酒后摔童更惡劣的,則是當地官方事后的“捂蓋”和“護犢”慣性善后。從事發至曝光,被遮捂了一個月；曝光路徑,也值得注意:當地人大致信京城媒體,才揭開這層幕布；就算你能“理解”地方媒體不敢報,或說“不能報”,可是作為地方最高權力機關,人大體現良知的方式竟然是某領導充當“不愿透露姓名的”爆料人,而非人大作為名正言順正大光明的監管者,行使監督權力。
　　[啟示]
　　如果說“摔嬰”只是肇事民警的個人行為，那么“捂事”顯然就是一種集體行為，這樣的“集體無意識”，無疑更加令人擔憂。因為它意味著，在一件明顯涉嫌包庇犯罪、損害司法尊嚴和公平正義的事情上，一個集體中的所有人都保持一個動作，都予以配合而沒有任何異議。這樣的“整齊劃一”對法律的褻瀆，對公平正義所帶來的傷害作用，將被成倍地放大。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與正義。”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百姓的期待，而林州“摔嬰案”反映出來的現實卻告訴我們，要真正實現這一點，還有著漫長的路要走。
　　[措施]
　　對此，江蘇公務員考試網專家建議：
　　其一，加強民警素質建設。要整頓辦案作風，重點解決不作為、亂作為，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有利的案件搶著辦、無利的案件相互推的問題；整頓辦公作風，重點解決自由散漫、警容警風不整、脫崗離崗、長期不上班、出勤不出力的問題；整頓辦事作風，重點解決辦事拖拉、工作效率低、服務質量差的問題。整頓執法紀律，重點解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問題。同時，進一步搞好建章立制，從制度上、程序上明確職責，規范行為，使大家明白以后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什么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提倡允許的，什么是禁止反對的。積極開展“創群眾滿意”活動，把為民、愛民、便民、利民思想落實到各項工作和各個環節中，改進工作作風，密切同群眾的聯系，樹立公安民警的良好形象。
　　其二，完善社會監督機制。要加強社會監督的立法。社會監督沒有法律化，這是其作用難以真正發揮的癥結所在。應探討對社會監督進行立法，探索研究制定和頒布《社會監督法》，以專門立法的形式確定社會監督的地位，明確社會監督主體的職權、監督程序、監督方法、監督客體的權利義務等，使社會監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時，要加快政協民主監督的法律化進程，以法的形勢增強政協民主監督的剛性。
　　其三，深化政務公開，提高政府行為透明度。要進一步加大政務公開，積極實行“陽光行政”，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健全政務公開制度。本著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則，及時、準確的發布信息。為群眾參與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創造便利條件，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拓寬政務公開渠道，尤其要加強對政府決策過程、重大事項運作過程以及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事件的公示和信息發布，并通過新聞媒體進行跟蹤報道，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知情權、監督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