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牽連范圍驚人的民間借貸風波開始進入爆發期？

        2011年吸引了各方關注的民間借貸危機似乎并未平息，記者日前走訪浙江溫州、廣東廣州時了解到，2011年底到2012年初，兩地各級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在近幾年持續高發的基礎上再度暴發式增長，且出現了案件復雜程度猛增、案件后果日趨嚴重等新情況、新問題，對兩地司法實踐帶來嚴峻考驗。

有關法院人士認為，這在凸顯當前民間借貸風險度日益增長的同時，也暴露出當前我國金融領域特別是涉及民間借貸環節的相關司法制度建設仍存在諸多缺陷，亟待加以完善。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進入“爆發期”

民間借貸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長期以來也是我國相當部分中小民營企業融資的重要來源。然而，記者在溫州和廣州采訪了解到，隨著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和調控政策收緊，兩地均出現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暴發期”，特別是2011年以來，增長態勢格外迅猛，風險態勢嚴峻。

一是案件數量“超規格”增長，反映當前民間資金流動風險仍在持續增大。溫州市中院民二庭庭長鞠海亭向記者介紹說，統計顯示，2007年該市兩級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896件，到了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部分企業經營困難導致資金鏈斷裂，案件總數猛增至5109件。

此后這一增速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2010年全市受理案件數分別達到6610件和8232件。然而，在2011年，案件總數在這種高增長基礎上再度大幅增長，總數首次突破萬件，達到12052件，“高峰期，僅一個基層法院門口就有七、八十人排著長隊要求立案，這種‘壯觀’的場景可謂前所未有。”

民營企業同樣密集的廣州也出現類似情況。廣州中院民二庭副庭長張漢華說，盡管案件總數不能和溫州相比，但該院審理的各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呈猛增態勢，2009年到2011年，案件總數從324件增加到470件，年均增幅達到25.3%，“今年情況更加突出，僅前三個月就受理案件146件，同比增長35.19%。”

二是兩地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標的額也持續猛增，顯示民間資金融通規模遠超以往。鞠海亭說，溫州此類案件標的額的上升幅度遠大于案件數量增幅，其中2008年、2009年年均分別比上年增長2倍以上，2010年和2011年增幅幅度雖略有下降，但增長絕對值“十分驚人”，分別比上年增長10.1億元和19.1億元。

僅2011年12月一個月的結案標的額就達到8.3億元，超過2006年到2008年三年結案標的額的總值，平均下來一起案子就要牽涉近百萬元資金；廣州中院民二庭法官王燈也向記者介紹說，2011年以來，該院受理的案件中往往“一張小借條就涉及三、四千萬資金”，而這在以前幾乎很少出現，“表明珠三角地區民間資金的流動性急速增加。”

三是企業或業主及家庭涉足民間借貸進而引發糾紛狀況十分突出。溫州中院統計顯示，去年前8個月受理的案件中，涉及企業的就有188件，而更多案件是以企業主及其家庭成員作為被告出現的，以溫州市龍灣法院為例，該院8個月受理的509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屬于企業主或其家庭成員的，就占當事人總數的49.4%。

間借貸糾紛凸顯重重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在廣州、溫州等地采訪了解到，糾紛案件在量增的同時，也顯著呈現“風險傳遞”特征，值得高度警惕。

一是兩地民間借貸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高利貸”特征。鞠海亭說，盡管存在種種掩蓋和規避行為，但該院調查仍發現部分案件的借據明確載明是高利貸，還有相當部分案件極有可能屬于高利貸。其中，該市鹿城法院涉及高利貸及疑似高利貸案件比例達到90%，有的月息高達7分到10分；廣州中院法官莫芳說，該院民間借貸案件中牽涉高利貸的比重也在不斷增長，案件審理難度持續增大。

二是民間借貸“證券化”特征顯現。鞠海亭介紹說，和以往民間借貸借條簡單、粗糙相比，現在很多借條“都格式化了”，不僅出現專門用于法律訴訟的“陰陽借條”現象，部分借條還出現了寫明本金數額、債務人簽章，但利率約定和債權人姓名均“留白”的特殊情況，“等于這個借條可以任意流通、轉讓，平時利息支付按照雙方口頭約定，一旦發生糾紛則填寫符合法律規定的利率向法院起訴，進一步增加了金融風險。”

三是融資中介機構從業人員深度介入民間借貸情況顯著。張漢華說，從廣州情況看，目前民間借貸案直接牽涉到銀行不是很多，但涉及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的案件數量則暴增，“且一起訴就是多家企業牽涉其中的‘批量型案件’，這在以往是很少見的”。

溫州方面介紹說，該市龍灣法院審理的案件中，約有1/3的案件有擔保公司身影，往往借據是格式合同，且注明現金交付，利息空白或很低，為繞開“不能從事民間借貸”這一法律禁區，還往往以擔保公司內部人員或直接關系人名義出借，風險隱患重重，亟待從立法層面對擔保公司等中介機構進一步加強監管。

司法制度“三重門”亟待完善

針對當前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新態勢，溫州、廣州兩地法官分析認為，案件高發不僅導致部分中小企業發展受阻甚至倒閉，還直接影響了擾亂金融秩序的穩定。鞠海亭說，以溫州為例，去年前8個月全市因民間借貸及擔保糾紛共引發71其違法犯罪案件，同比上升近17%，“以往民間借貸案件是法院最簡單、最方便的案件，現在則成為司法工作的重點和難點集中區，給司法實踐帶來嚴峻挑戰。”

有關人士認為，當前民間借貸糾紛案也暴露出當前我國相關領域司法制度建設仍存在亟待完善的“三重門”：一是如何分辨正常民間借貸案和非法集資案迫切需要更清晰的法律指引。

鞠海亭說，由于兩類案件在外觀上十分相似，實踐中區分較難，這就給司法機關的工作帶來了困難，由于后者在處理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刑事和民事案件交叉的狀況，處理棘手且費時較長，容易引發群眾認為法院推諉逃避，嚴重影響司法威信，“建議通過完善法律制度，對非法集資行為及其刑事立案標準進行更清晰的界定和調整，將此類案件盡可能限制在萌芽狀態加以打擊。”

二是如何加強對新形態的民間借據規范引導，需要司法指引。莫芳認為，當前不少民間借貸已經不能屬于純粹意義上的民間借貸了，其特點是數量大、利息高，更接近于金融行為，“是否可以從立法或司法程序上對民間借貸特別是借條、借據做出指引，要求金額在達到一定指標后必須具備劃款憑證證明資金來源，將有利于民間借貸和民間資本規范運作及司法判決，從而大幅降低金融風險。”

三是如何加強民間借貸案件審理程序應對“暴發式增長”值得探索。法官王燈說，民間借貸案件暴增，對當前相關訴訟程序造成挑戰，“借鑒歐美發達國家經驗，相關案件中的大多數都能進入快速處理程序，而我國則不具備相關司法制度安排，這就使得很多民間借貸潛藏風險難以化解，希望有關方面考慮盡快加以改善。”